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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研哲學社科,讓青春煥發人文華彩

2025年07月29日08:46 | 來源:光明日報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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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精研哲學社科,讓青春煥發人文華彩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正以蓬勃之姿走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道路上。

本期,我們聚焦一批哲學社科領域的青年學者,他們既立足本土經驗,又兼具國際視野﹔既注重理論創新,又緊扣時代需求。他們的故事裡,有躬身田野的堅守,有學科交叉的火花,更有中國學術自主性與創新性的生動體現。他們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引領,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深耕細作,矢志打造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書寫中國學術的嶄新篇章。讓我們跟隨他們的腳步,感受“學術青春”的蓬勃力量。

積極推動中國自主的“三農學”研究

講述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 陳威

作為農林經濟管理領域的教研人員,我在治學、教學中時常感受到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迫切性。例如,當我們把“三農”概念翻譯成英語時,就會遇到“不可譯性”的難題——英語中,“農業、農村、農民”的詞根不同,無法整合翻譯為中國通過長期實踐與本土研究凝練成的“三農”概念。這與中西方社會形態結構的根本區別、雙方知識體系“基座”的不同密切相關。

在引進西方相關學科的過程中,我們愈發意識到,西方基於規模化農業的理論范式,很難解釋我國農業文明延續數千年的智慧。這促使我們積極推動自主的“三農學”研究,揭示精耕農業如何塑造國家治理結構、分析土地制度與鄉土社會的共生關系、探索小農戶銜接現代農業的中國路徑等,為全球小農主導型經濟體提供超越西方中心論的發展知識體系。

目前,我們遇到了兩大挑戰:一是如何突破西方理論范式,把中國實踐轉化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概念學說﹔二是怎樣驗証中國農業理論在全球的適用性,並使其在經歷各地本土化調整后形成真正超越時空的經典。

學術自主權,要在解決真問題的過程中生長出來,要求學者兼具理論勇氣與歷史耐心。我們的一項重要研究,是從中國脫貧攻堅的有組織搬遷政策切入,揭示有為政府在打破生態貧困陷阱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當前西方關於減貧與發展的理論和實証研究,往往僅關注增收,相應的政策手段主要為轉移支付,且減貧效果有限。另外,西方對於與森林等資源相關聯的貧困研究,主要探討因資源枯竭而被迫搬遷的惡性循環,被歸納為生態貧困陷阱理論。而我們的研究成果通過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中國方案,証明綠色脫貧可同步實現民生改善與生態修復。

我與合作者近期在國際學術期刊《PNAS》發表論文,研究中國易地扶貧搬遷中減緩森林砍伐的生態效應,圍繞“兩山”理念揭示了中國減貧方案的生態智慧。這一研究融合衛星遙感數據、縣級面板數據和農戶調研數據,首次實証發現搬遷政策使遷出地森林覆蓋率提升13.44%,搬遷后脫貧戶薪柴砍伐量顯著減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仍然安置在本縣內農村地區的脫貧戶,也減少了砍伐。這充分說明:中國易地扶貧搬遷不是單純把農戶搬離森林,而是通過系列配套幫扶措施促進農戶轉換生計生活模式,實現脫貧與生態修復的雙重目標。

探索考古學跨學科發展之路

講述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張效儒

我的研究方向聚焦於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瓦件手工業考古,在推動構建中國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當代青年學人的獨特優勢——擁有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廣闊空間。

考古學除了自身較為傳統的理論和方法,相關分支涉及許多人文和自然學科。因此,對考古學來說,跨學科研究是題中之義。我的課題《三國兩晉南北朝瓦件的手工業考古研究》正是這一理念的實踐。傳統瓦件研究多關注類型、年代和功能,但僅僅回答“是什麼”還不夠,誰組織了生產?工藝水平如何?工匠如何管理?技術如何互動?這些問題都有待解答。於是,我將科技分析納入研究計劃,希望深刻揭示這一時期各類瓦件的制作工藝及其相互關系。這種跨學科方法不僅能彌補傳統考古類型學研究的不足,也有望為中國考古學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論啟示。

三國兩晉南北朝瓦件的手工業考古研究,為深刻揭示中國古典建筑文化內涵、民族和文化融合、技術交流、城市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撐。通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瓦件的手工業考古研究,可以達到更加直觀、清晰地展現3-6世紀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技術交流等情況的目的。

通過梳理學術史,我發現,中日學者曾協作對三國兩晉南北朝部分中心性遺址出土瓦件開展制作技法研究。盡管日本學者的研究視角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但這並不夠。我們還應該立足於國內出土的考古材料,通過宏觀、微觀和比較研究,對材料的內在邏輯進行歸納,對相關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案。

田野考古是考古學的根本,我的相關研究圍繞漢魏洛陽城等中心性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展開。我曾通過秦漢都城瓦件的規格研究,發現建筑材料標准化與政治統治的緊密關聯。后來,我對漢唐間瓦件體系的演變進行梳理,從繩紋瓦到素面瓦、籃紋瓦,再到磨光瓦,工藝變革背后反映著社會變動、民族交流和融合等問題。這些發現打破了我的原有認知,讓我意識到考古學研究是實証性、實踐性的研究,必須從田野實踐出發,充分借鑒本學科及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對出土材料進行分析,挖掘中國經驗,提煉本土理論概念,以此構建符合自身的知識體系。

我很幸運成長於一個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國家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課題資助、建設學術平台等方面提供了很多制度性支持,尤其關注青年人的成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青啟計劃”,是專為新入院青年學者提高主持科研項目能力、提升創新研究水平而設立的資助計劃,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系統性工程的一部分,是開展有組織科研的重要舉措和具體實踐。我的課題在“青啟計劃”的支持下得以順利開展。

作為一名青年學人,我願繼續扎根田野,在跨學科融合中探索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之路,讓中國考古的故事煥發新光彩。

搭建數字經濟學“四梁八柱”

講述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劉航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數字經濟如今已呈燎原之勢。2020年6月,作為《數字經濟學》課程的負責人,我開始組織團隊成員編寫本科教材“數字經濟學導論”。那時國內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數字經濟學教材,學生們只能零散接觸些平台經濟案例。國外也很少有專門稱為“數字經濟”的課程,更多的是偏研究性質的手冊或偏管理學的教材,且缺乏系統性的知識架構。

在編寫教材之初,我們就希望搭建一個具有一致性的數字經濟學知識架構。在構建數字經濟學知識體系時,我們秉持著四個基本理念:一是學術共識性,選取國內外頂尖權威期刊上經廣泛引用、達成共識的學術成果,簡化后融入體系作為教學材料。二是產業實踐性,結合我國數字經濟領域的產業和企業案例,提煉內容融入體系,讓知識落地。三是思政性,以我國政府部門出台的數字經濟相關政策法規體系為抓手。四是銜接性,確保與學生之前學的宏微觀等經濟學課程知識體系順暢銜接。

數字經濟學之所以能成為新學科,是因為數據要素與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相互融合,催生了很多新現象,對這些新現象的解釋便形成了新理論。目前最新版本教材的知識體系包括需求側的網絡效應、供給側的成本效應,數字經濟中的兩大關鍵要素,以及微觀層面的市場交易和產業組織、宏觀層面的發展與治理等部分。基於此,我們還構建形成了包含1275個知識點的知識圖譜,計劃分層整理,以便與經濟學其他學科銜接。

在教材更新過程中,我們提出了不少原創性概念和理論。比如“平台的雙重二元屬性”,指互聯網平台在目標上兼具逐利性和公益性,能力上有信息優勢和技術優勢﹔“技術—經濟—治理的分析范式”,從互聯、數據、集成、優化、融合到轉型層,解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平台監管的三個層次”,即剛性監管、協同監管和響應式反壟斷監管等。這些概念很多是開創性的,是基於我國數字經濟實踐的原創概念。

從2022年開始,我率先開設了“數字經濟學”課程。由於數字經濟發展迅速,上課內容會基於現實案例與學術研究不斷更新,這也反映了數字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動態變化。當然,作為一門新課,課程建設充滿了挑戰:能參考的資料非常少,給不同的班級上課需調整課程定位和內容等。與之配套,我們還形成了面向低年級本科生的通識課程講義——《數字經濟學導論》配套講義,以及面向高年級本科生的研究型課程講義。目前,我們正在推進“數字經濟學”課程的數智化建設,包括編寫《數字經濟學講義》,建設數字化教材,融入人工智能技術,形成個性化知識體系等。

共圓紀檢監察學“一級學科夢”

講述人:中國政法大學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教授 施鵬鵬

紀檢監察學脫胎於我國特色的紀檢監察制度與實踐,因而帶有明顯的中國自主知識特征,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020年底,中國政法大學在中央紀委的領導下開始了紀檢監察學一級學科的論証與申報工作,我有幸作為工作專班成員全程參與,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裡經歷了上百次論証方案的討論與修改,見証了這一新興學科的成功孵化。在論証之初,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紀檢監察學知識體系是否具有獨立性。不可否認,紀檢監察學的知識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法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其他學科,但在紀檢監察制度實踐的推動下,這些知識從原本的學科中分離出來並重新融合,而這一知識分化與整合的過程隨著我國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已逐漸成熟,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紀檢監察學知識體系,可以支撐紀檢監察學成為與法學、政治學等並列的一級學科。由此,紀檢監察實踐中產生的原創性知識成為紀檢監察學知識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成為其自主知識特征的集中表現。

學科建立后,學界圍繞紀檢監察學的核心概念與基本范疇開展了深入研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紀理學”概念的提出。具備法學教育背景的人可能瞬間就會聯想到“法理學”,這正是提出“紀理學”概念的參照物。“紀法貫通”是紀檢監察學研究的重要范疇,紀理與法理的概念對照與理論貫通是研究紀法貫通的重要基礎。可見,紀檢監察學雖然需要構建獨有的概念體系和話語體系,但提煉的原創概念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原創概念背后的理論根基是其具備科學性和延展性的關鍵。

學科建設與發展離不開人才培養,人才培養又需以完備的教材體系建設為前提。2022年7月,在中紀委領導下,中國政法大學參與了9本紀檢監察學科系列教材的編寫工作,擔任其中3本教材的主編單位,我主要負責其中1本的編寫。該系列教材凝聚了各個參編高校中紀檢監察學研究人員的心血,經歷數次審稿、讀稿及修改,力求在內容編排上兼顧理論深度與實務特色,同時滿足紀檢監察專業初學者與研究者的需求。在教材即將出版之際,又恰逢監察法及監察法實施條例修訂,各主編單位再次加班加點更新及修改相關內容。

2022年9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正式將紀檢監察學設為一級學科,標志著紀檢監察學作為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得到權威認可。從學科知識體系的獨立到原創概念的闡釋再到學科自主教材體系的建設,中國紀檢監察學的每一步發展都烙印著中國自主知識特征,也為推動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有力抓手。

(記者張亞雄、楊颯採訪整理)

(責編:郝孟佳、李依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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