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的深刻变迁，将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中国高等教育版图。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幼儿园、小学学龄人口已从2021年和2024年开始下降，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这预示着，8年左右，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时代将正式落幕，一个以质量、特色和适应性为核心的全新竞争时代正加速到来。在这场历史性变局中，承载我国高等教育主体任务、关联无数家庭希望与地方发展的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其战略转型的紧迫性与成功与否，既关系到自身生存，又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健康与稳定。

向上攀登：在细分领域构筑学术“尖兵点”

“向上”战略的本质，是选择走一条“窄而深”的学术突围之路。它要求学校摒弃“大而全”的综合性思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一点，追求在特定细分领域达到全国乃至国际一流的学术水准，从而在高等教育未来的“哑铃”体系（顶部少数研究型大学，底部大量的应用型院校，中部大规模萎缩、合并或转型）形态中，奋力跻身高端一侧。

其核心行动逻辑是“聚焦、顶尖、不可替代”。这意味着高校必须果断收缩战线，基于自身历史积淀、师资潜力和国家需求，精准识别一到两个具有前瞻性和爆发力的学科方向（如生物信息学、精准农业、新材料计算、数字人文等），以“十年磨一剑”的战略定力，实施超常规的资源投入和资源倾斜，如全球引进领军学者，打造精锐科研团队，建设顶级共享平台，并与国家级科研院所、行业龙头研究院及顶尖企业建立创新联合体，共同冲击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其成功标志并非规模的扩大，而是在于能否在该领域拥有定义前沿方向、制定技术标准、决定行业话语权的权威地位，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一颗不可或缺的“螺丝钉”。

然而，此路其风险在于极高的机会成本和不确定性，如战略方向的误判、决策层的不能持续、领军人才的流失、长期投入的断层。“向上攀登”更适合那些已具备一定学科特色底蕴、拥有较强资源筹措能力和超凡战略决断力的地方高校。

向下深耕：在城市沃土中扎牢“生命线”

对于大多数地方高校而言，“向下”或是一条更务实、更普适的生存发展之道。此“下”绝非“降格”，而是价值的“回归”与“重塑”。其核心是将学校的办学逻辑从“学术导向”彻底转变为“需求导向”，全身心地融入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区生活，成为推动城市进步的“最强大脑”和“人才引擎”。

其核心行动逻辑是“嵌入、赋能、不可或缺”。 实现路径是构建与城市产业、社会、文化深度耦合的“城市即课堂”的共生关系。在专业设置上，必须与城市主导产业和新兴规划同频共振，甚至领先半步，动态调整。在人才培养上，与企业共同设计课程、共建实践基地、共组教学团队，“双师型”教师成为主流，推广“订单式”“项目制”培养，确保毕业生成为“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的优质人力资源。在科研转向上，评价标准不应再唯论文，而应看重能否为城市中小企业解决技术痛点、改进工艺流程、提升产品附加值。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体育设施最大程度向市民开放，高校学者成为城市决策的重要智库、市民文化生活的引导者。

“向下”是否会与职业院校同质？答案在于找到差异化的价值锚点。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应体现在技术的复杂性与集成性、问题的综合性与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前瞻性与系统性上。它培养的不是熟练操作工，而是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工艺创新、管理技术团队的现场工程师、技术师和基层管理者。

第三条路：“二元平衡”治理下的生态重构

所谓的“第三条路”，本质绝非简单的“向上”与“向下”的并行策略，而是一场关乎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其核心命题在于：如何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破解二元对立的困境，实现10%的“学术尖兵”与90%的“应用军团”之间的动态平衡与生态共生，从而在更高维度上重塑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是构建并坚守一个超越传统学术单一评价维度的多元价值共识，即一所高校的卓越，既可以体现为在尖端领域创造知识（知识贡献），也同样体现为在区域经济中解决复杂现实问题（价值贡献）。这要求高校具备强大的战略定力，能够抵御“学术惯性”的思维，顶住内部压力，为应用转型提供长期、稳定的制度支撑。

其次建立差异化的资源分配与隔离机制。对10%的“学术尖兵”，实施“基于里程碑的契约式投入”，严格对标预先设定的、可量化的学术卓越标志（如顶尖人才引进、国家级平台获批、重大基础研究突破），形成精准激励，确保战略资源的投入效率。对90%的“应用军团”，推行“基于市场验证的绩效回哺”，其资源配置不与传统学术指标挂钩，而是紧密对接技术转移收入、横向课题规模、解决方案被采纳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培养人才的就业质量等市场验证信号。

最后促使两个系统从物理隔离走向化学融合，形成一个双向溢出的创新生态。通过制度性安排，强制性地创造碰撞点，如设立“学术卓越中心”与“产业创新学院”两类不同的实体，采用差异化的评价体系、资源配置方式和考核标准，允许教师在不同轨道上发展，并通过设立交叉基金、共建跨学科项目等方式，强制性地促成两个系统间的交流、碰撞与合作，在校内建立“知识转化与发现的中间市场”。系统性地挖掘和提炼90%团队从一线带来的共性技术需求，将其转化为10%团队的前沿研究课题，并将每一次成功的“需求-研究-应用”闭环案例进行制度化宣传，从而持续强化这一生态的价值认同与文化内涵。

“第三条路”其本质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通过治理体系的创新，成功驾驭内部“10%和90%学科”，并使其转化为一种强大的、难以被模仿的结构性优势，它要求高校不再是学术的单一共同体，而是进化为一个能够同时响应知识前沿和市场前沿的敏捷型、共生型组织，这无疑是地方高校应对时代变局最具挑战也最具潜力的发展范式。

本文系四川省2024-2026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一般项目《以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的校内协同与城际联动改革，促时代新人的培养实践创新》（编号JG2024-09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彤 系成都大学党政办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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